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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遗民往事

来源:北京晚报

时间:2018-10-11

橙斋先生(吴之振)像 清 禹之鼎 绘

吴之振侄孙吴震翱所书“种菜”

  近期,“从苏东坡到吴之振——清初文坛盛举与黄叶村庄的士林往事”展览在北京皇城艺术馆举办,展览从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图二首》开始,讲述了深受苏轼影响的清诗人、学者吴之振携《宋诗钞》来到京城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士林故事。

  吴之振是明朝遗民,但又不显激进,反而显得从容一些、平淡一些。这与他倾心苏轼,受到“种菜”观念影响有很大关系。“种菜”自古都是文人们排遣内心孤独苦闷,从世俗之中抽身而出的解脱之举。有鉴于吴之振因《宋诗钞》而在清初文坛名声大噪,其所作《种菜诗二首》也引得当时文坛才子争相唱和,留下许多故事。

  1 数百年之后的苏轼遗响

  自诗创制,言志咏情,四言变五言,而后有格律。至于唐代,登峰造极。有唐一代过后,宋人“以才学为诗”、“以书为诗”,在很多人看来,宋诗似乎难以承接唐代诗歌的高峰。当然,这并不妨碍彼时天才般的学者、诗人留下为后人称道的作品。苏轼显然就是这些诗人中的代表。

  苏轼一生坎坷,屡受重用亦屡遭贬谪。元祐三年(1088),苏轼任职任翰林学士,与宣德郎李世南(宋代著名画家,工山水)同在汴京。李世南善画,作“秋景平远”图,苏轼为其画题七绝两首。诗曰:“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另一首曰:“人间斤斧日创夷,谁见龙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成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此后不久,苏轼便因同朝为官之人的嫉妒而离开京城,出任地方官员。

  “归何处”往往是被贬谪、几起几落之人思考的命题,某种程度上也是文人墨客追寻的终极命题。苏轼恐怕不会想到,在他写下“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的几百年后,会有一位拥趸将“黄叶村庄”视作自己应当归属的一方天地,也恐难料到,这位拥趸会和宋诗有着穿越时空的奇妙联结。

  话归苏轼。在人生的几番起伏之中,苏轼写下过“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了排遣这种轮回一般起落命运的困扰,他还写下了“无钱种菜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的自我开导。苏轼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种菜”一语,也被他的拥趸视作人生的箴言,作为进出人世嘈杂与自我心中天地的一柄钥匙。

  苏轼的这位拥趸,便是与吕留良、吴自牧等人一起选编了《宋诗钞》,并在清初文坛引起巨大反响的吴之振。

  2 吴之振不满诗坛“尊唐黜宋”之风

  史料记载,吴之振字孟举,号橙斋,别号竹洲居士,晚年又号黄叶老人、黄叶村农,浙江石门县洲泉镇(今桐乡市崇福镇)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圣祖康熙五十六年(1717),享年七十八岁。史载他性格坦率豪爽,淡泊名利。吴之振幼时便聪颖过人,文才隽秀。清顺治十年(1653),14岁即应童子试,开始了与吕留良的交往,之后又与大儒黄宗羲兄弟交往。

  《宋诗钞》的编选与“唐宋诗之争”有关。“唐宋诗之争”自南宋便有,经明至清,逐渐成为一股影响诗坛活动的重要文学思潮。这股思潮也在创作、编选等具体的诗歌实践上影响着当时的诗人、学者。吴之振在《宋诗钞序》中称“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宋”便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审美取向,成为彼时的最好写照。嘉、隆以还,明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明代诗坛。明清相交,这一影响延续到了清代。

  除此之外,朝代更迭导致时局动荡,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纷乱的环境刺激着作为明代遗民、失去了故国的文人们寻找走出低徊哀愁而又激愤悲怆的气氛的方法。对于这些文人而言,缅怀同样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争斗的宋人精神、习效宋诗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途径。吴之振等人编修《宋诗钞》的内在动因应与此有关——除却学术上的“唐宋诗之争”,宋人所经历的一切似乎成为了明遗民的某种心灵映射。

  吴之振是属意宋诗的,尤其否定“尊唐黜宋”之风,对尊唐抑宋者他往往出言讥讽,如《次韵答昆山王甫瞻》中就说:“谩道无涯却有涯,为招朗月写襟怀。著书只合求吾好,鼓瑟何缘与俗谐。孰向横流成砥柱,即论跬步有梯阶。沧浪持律分诸体,也及诚斋与简斋。”诗末吴之振自注:“甫瞻诗学尊唐贬宋,故末句戏及之。”

  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将汉魏六朝直至唐宋的诗体按照不同标准划分诸体,其中“以时而论”列出了十五体,宋代有“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三体;“以人而论”列出了三十六体,其中宋代有“东坡体”、“王荆公体”、“陈简斋体”和“杨诚斋体”等七体,将杨万里、陈与义之宋诗体亦纳入整个诗体的范畴,没有只论唐诗体。严羽论诗尚兼及唐宋,后人学诗却尊唐贬宋。故而以“沧浪持律分诸体,也及诚斋与简斋”一句戏讥王甫瞻的“诗学尊唐贬宋”,暗含了他对当时尊唐黜宋风气的不满。

  吴之振在《次韵答梅里李武曾》一诗中将这一感情倾向表现得更为直接明确:“争朔三唐能挤裁,敢言两宋得升堂。眼中河朔好身手,百战谁来撼大黄。”吴之振言当时诗坛争诩三唐,却不敢将两宋提上与三唐对等的论争地位。面对这种“唐尊”而“宋黜”的失衡处境,他在诗中直接呼吁“眼中河朔好身手”来“百战撼大黄”。

  此时,吴之振不再只是停留在对尊唐黜宋之风态度的不满,而是将其提升到实践的层面上,倡导时人做出实际行动,编选《宋诗钞》就是他和吕留良等编选者们为此做出的努力。

吕留良像

  3 亦师亦友吕留良

  吴之振与吕留良相交甚早,吕留良字庄生,号东庄,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晚年剪发服僧衣,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康熙元年改名石门)人。世人多称其为吕晚村。吕留良生于崇祯二年(1629),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4),享年五十五岁。

  清顺治二年,吕留良17岁,与其侄子宣忠一同参加抗清斗争。吕留良“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往来铜炉石镜间,窜伏林莽”。五月兵败,吕宣忠削发入洞庭山。顺治四年,吕宣忠被执。临刑,吕留良为送行,一路谈笑,无儿女语。吕宣忠临刑前大喊“今日可以报先皇帝矣”。吕留良为此“咯血数升,几绝”。第二年,吕留良结束流亡生活,返回崇德。

  顺治十年(1653),吕留良在兄弟、挚友接连离世之后不得已应清廷考试,为邑诸生(大抵为县秀才之意)。这一年同时应试的还有吴之振,这一年,吴之振14岁,吕留良25岁。二人既相识,吴之振将吕留良介绍给自己的母亲认识,其母对吕留良评价甚高,吕留良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还提到过此事:“思其母夫人识弟于流辈中,而命其子与友。及弥留时,呜咽流涕而嘱弟曰:‘吾止此一子,幼失父无教,其言行未尝一当。今吾无可托者,以属之子,其善教之。’”而吴母嘱咐自己的儿子时则说:“汝宜深交,言必听,事必商,可无失。”

  此后,吴之振随亦师亦友的吕留良学诗,吴之振在其诗《夏日口占四绝寄晚村兼示自牧侄》中这样说道:“十七从君学赋诗,东涂西抹总迷离。庐山面目依然在,留得芒鞋却待谁。”在这段时间里,前来探望吕留良的友人,他都会引荐给吴之振,可谓倾囊相授。在这一时期,二人经常作诗互相唱和,但现仅存吕留良诗20首,如《奉和吴孟举(按,吴之振字)见寄次韵得八首》。

  康熙二年春夏,吕留良与吴之振、吴自牧(吴之振之侄)在其居所水生草堂共同读书,开始编选《宋诗钞》。而在这一时期,往来的文人如陈湘殷等都是属于当时文坛的顶尖人物,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年轻的吴之振可谓意气风发。

  在共同选编《宋诗钞》的日子里,吴之振还会将所收藏字画拿给吕留良请求点定,吕留良则会在诗中直接指出其所收藏伪作颇多。而这一年秋冬间,吴之振奉母命以山茧绸赠吕留良,此物乃是前明遗物,而吴之振也在诗中说:“藤麓收藏三十年,古香时复透青毡。怜余俗骨难消受,持赠高人莫弃捐。据案作书宜广袖,葺橙坐读更加棉。少陵锦段多佳咏,不惜明珠报一船。”

  在吴之振心中,自己这“俗骨”怕是配不上这前朝珍贵物件,而高人吕留良自然受得。诗末,他更是将自己的挚友、老师吕留良比作唐代杜甫,希望他能吟出更多佳句妙咏,哪怕一船明珠都值得。至此,吴之振对于吕留良的崇拜、其母对二人友情的欣慰都是显而易见的。

  康熙五年春,学政到嘉兴课试诸生。陈湘殷时为石门县教谕,陪学使者一起课试当地诸生。吕留良为石门县诸生,亦在被课试之列。为不再做清朝诸生,他先一日至陈湘殷寓所,盛服整容,两拜而告曰:“予从此不复为诸生矣,敢辞。”吕留良还表示:“即入馆,不能一字。”见他如此决绝,陈湘殷最终同意他弃诸生之请求,吕留良十分兴奋。这一年八月,吴之振至杭州参加丙午科乡试,惜未中式。

  康熙十年八月初一,吴之振所撰《宋诗钞序》定稿,该书至此完成。当月《宋诗钞》付印后,吴之振携之北行,分赠名公大家,遂“盛行于世”,其后插入乾隆帝之书架:“《宋诗钞》亦宛在架,之振可知今日无。”

  吴之振此次北上,在京城乃至全国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初时文坛沉寂,文人往往多悲凉之思,如前所说,他们需要一种情感投射来释放自己对于“故国”的思念,而《宋诗钞》无疑直击文人的情感痛点。

  于是,学界巨擘、诗坛盟主们激动起来了。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修官的陈廷敬,礼部侍郎、《明史》总裁官徐乾学,刑部尚书、在诗论领域创“神韵说”的王世禛都与吴之振结交。他们谈文论诗,赠书往来,相处甚欢。而吴之振的作品《宋诗钞》也被文人们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吴之振也是风头无两。

  吴之振远行之时,吕留良背疮发作未能送行,但是二人一直有书信往来。虽然之前因刘胤楷(康熙四年至八年任石门知县)之事,二人感情已有裂痕,但仍有书信往来。在吴之振风头最盛之时,吕留良仍会去书告诫。

  4 文坛唱和频繁却终与故友离散

  翌年二月,吴之振想要回乡隐居著述,京城文人们欢聚一堂为吴之振践行,在觥筹交错之间,亦交织出了许多诗赋华章,可谓当时文坛盛世。陈廷敬为吴之振所作的《赠行诗》这样写道:“雪晴夜阑灯花长,梁园祖席飞华觞。”道出了雪霁灯明,花影摇曳的雅集宴会上,一众文人诗酒交融的盛况。此盛景却是为了送别名满京城的青年才俊,让人不禁喟叹:“燕山城头落月白,罢酒登楼念遥昔。江上桃花春水生,孤舟惆怅南归客。”分别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诗坛盟主王士禛的赠别诗则这样写道:“吴郎挂帆忽南去,家在五湖最深处。女阳亭北指州饯,夹岸垂杨几千树。垂杨拂地映柴扉,系艇当门江燕飞。社酒人归闻鸡道,春湖苔满钓鱼矶。登堂插架书千卷,对此谁能逐轩冕。隐囊纱帽最风流,茶具笔床何婉娈。帝城二月雪飞花,送远逢春若忆家。梁园雪夜登楼客,目断吴江天际搓。”

  诗坛盟主想象出了吴之振归乡之后的一番情景,能编选出《宋诗钞》的少年英才,即便归去也是自成风流一派。事实也是如此,康熙十二年癸丑吴之振自京师归后,流连诗酒,坐上常满,“海内诗筒词版往来征索者无虚日”,并于崇德县城西购地营造住所,慕苏东坡“家在江南黄叶村”句,名曰黄叶村庄,以为亲朋好友吟咏之地。而吴之振与当时文坛一系列的交往,已经引得吕留良反感,二人曾经亲密无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这在吕留良写给吴之振的书信中可见端倪:“兄发猛闭门读书,谢绝一切,此吾道之幸,岂直兄自了事哉可庆可喜可畏,然又有可虑,则恐虎头蛇尾耳。……兄近来于声色太豪,窃谓顾瑛、杨维祯不足效,前移居札中业已发其覆矣,兄高明岂不鉴之乎即兄自谓精力过人,不妨游戏,不审保音此有徐之精力,为平生大事用,不更善乎。”“有可虑”、“虎头蛇尾”、“声色太豪”、“为平生大事用,不更善乎”这些说法虽然言辞间多有规劝之意,但亦不难看出吕留良对吴之振行事风格的不满。

  作为家境优渥且不问世事的前朝遗民,吴之振并没有亲历改朝换代的惨烈,反而效法苏轼,寄情“种菜”,以《种菜诗》二首为引,引得当时文人争相唱和。其中不乏名动天下的大儒黄宗羲,更少不了相知多年的吕留良。然而,同是老友,所和之诗却大相径庭。

  吴之振的两首《种菜诗》分别写道:“粱肉宁如藜藿尊,将军负腹手空扪。宪章食物真多事,只合篱边谱菜根。”“苔蔓周遭石径斜,手编虎落护根芽。闲人休作东陵看,只种崧葵不种瓜。”“闲人休作东陵看,只种崧葵不种瓜”一句典出秦东陵侯邵平,秦亡后不愿事汉,遂为布衣,以种瓜为业,世人称其所种瓜为“东陵瓜”。吴之振用此典故意在表明他只愿做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士,潜心学问,不愿参与政治纷争。

  黄宗羲和诗中曰:“秋来风自西南起,索索篱边挂苦瓜。”这样的说法反映出黄宗羲已经从清初时的抗清心态转变为潜心著书立说。吕留良却不同,这位眼看着自己侄儿就戮、终究不做诸生的吕留良,在看到吴自牧拿来的他人唱和之作以后,以为这些诗作“皆不堪置目,不觉失笑”,遂“走笔和之”两首:“园官菜把近来尊,值得王孙手共扪。妆点村庄何处好,数声寒豹出篱根。”“雕栏曲护绿畦斜,土沃肥多易长芽。燕麦兔葵争一笑,此间那有故侯瓜。”最后二句嘲讽了吴之振的“种菜”思想,表明了自己对故国的眷恋。吕留良这般思绪,其实已经为若干年后的一场悲剧埋下了伏笔。

  此番唱和之后,吴之振、吕留良二人虽有唱和,但是很少见面,吴之振之侄吴自牧去世之时倒是令吕留良大为哀叹,也从侧面反映出其与吴之振关系已经渐行渐远。1717年,吕留良去世34年后,吴之振魂归道山,而这34年间所存留之诗文,鲜有关乎两人之记载。

  若干年后,来自湖南的书生曾静因为看到了吕留良怀念故国的言论,心生反清思想,竟然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岳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曾静供认不讳。雍正十年,因为受曾静投书谋反案牵连,已去世50年的吕留良被雍正帝下令剖棺戮尸,吕氏后人及门人或戮尸或斩首或流徙为奴,其刑罚之酷烈,为雍正时期文字狱之首。吕留良案发后,吴氏后人为免受牵连,将其所作《种菜诗》之款识截去。因此一案,吕留良手稿几被清廷毁尽,现知存世者仅两件,一件为被挖去款识的手书《种菜诗》,一件为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偶耕诗》。(袁新雨)

原文链接:http://bjwb.bjd.com.cn/html/2018-10/09/content_2865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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